真实故事|违规超生:关于小妹的出生,我们有那么多记忆(三)
我们家姐妹三人,大姐比我大3岁,我比小妹大了10岁。中间的10年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,让我简短说给你听。
开始写这一节了,我自己都忍不住感叹,怎么就这么多波折呢?如果,冥冥之中有那么个主宰者,比如送子观音,她看向这场闹剧时,一定是这么说的:这个后补的老三是铁定要给送过去的,看你们丫的谁能拦?
-3- 远赴内蒙
话说,妈在老爸和我以及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簇拥下,来到了市医院。挂号、排队、检查,按部就班一通折腾,终于走进了手术室。这时大概已经下午了,两位工作人员踏踏实实的陪到现在,眼看着妈妈上了手术床,手术室的门也关上了,等到再开的时候孕妇的肚子就是空的了。俩人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,于是做了一个让她俩日后后悔不跌的决定:坐车回村,要不天晚就没车了,谁也不愿意在市里住上一宿。
这时,老爸怀着“不可告人”的目的窜进了手术室,大夫正在备药呢,他开始逼问人家:“我们这个孕妇月份这么大了,你能100%保证我们大人平安不?”大夫哪能受这个气呢?义正辞严地教训他:“那不能保证!是手术就会有风险!”老爸翻脸:“那不行!我们为了做这么个引产手术,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吗?你必须保证,必须给我写个保证书!”
纯粹是无理取闹嘛!手术前,只听说过病人家属签字的,你哪里见过大夫给你写保证的?大夫翻脸了!给谁也不伺候啊:“你们做不做?不做赶紧走人!”
老爸拉起手术床上躺着的老妈,推门就走。
妈妈和我还蒙着呢,这么无理取闹,下次再来不得受人家的气吗?“再来?再也不来了!”老爸边走(逃)边交待,“现在你们回我宿舍拿上衣服,立刻买两张下午的火车票,去内蒙找她大姨四姨去,这个手术咱们坚决不做!”
我们于是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登上了去内蒙的火车。
内蒙,真冷啊!
我穿着裙子去的,火车一过集宁就冷的受不住,赶紧换上了长裤长袄。凌晨三点多到了四姨家,赶紧钻进被窝,打了半天哆嗦。
内蒙,也很穷。
那是1979年的暑假,作为城镇户口,两个姨家每人还是按粮本供应粮食。特别是四姨家,四姨和四个孩子全靠四姨夫一个人的工资过活,我们一去,吃住都特别不方便,我总有一种抢了人家口粮的自觉和内疚,所以,总是很懂事的不肯吃饱。
最关键的是,内蒙对这项国策执行的也很严格。
大姨父是某个工厂的一把手,虽然,生活不成问题,但是经过文革洗礼刚刚恢复职位不久的他们,胆子变得很小,稍有风吹草动就惊惧不安。面对着挺着大肚子抹泪的老妹妹,大姨父和大姨,收不是,拒也不是,只好整天唉声叹气。
本来以为,妈做完手术,一个星期就能回家,现在忽然成了不受欢迎的“逃犯”,回家成了遥遥无期的事情,我一下子有了一种自己和妈都成了孤儿的感觉。
我们到底还是留了下来。每个月,爸都给我们寄过来一封信,告诉我们家里没事,踏实呆着,他不叫就别回来。随信还有30块钱,作为我们娘俩每月的生活费。30块钱不多,但是也够我们娘俩交伙食费了,所以,我们也就安顿了下来。
后来才知道,家里不是没事,而是差点翻天!
当村里知道妈从手术床上跑掉后,先是派人去医院问责,质问大夫“为啥把人放跑?”,要求一定要对负责手术的大夫追责!结果,被医院毫不客气地轰了出来。
然后,自然是去找老爸打架,骂他是预谋已久,阴谋破坏。老爸也不示弱,反咬一口,揪着人家要人。工作组很生气,又找到老爸的工作单位,逼着让他们对我爸进行严肃处理。单位也是无奈,虽然大家暗地里都惊讶(感叹)于平日那么老实的人,居然能做出这样大胆的举动,但是破坏基本国策的大帽子谁也戴不起,于是,就停发工资,让爸停职反省。
那么,我们娘俩每月的30元生活费从哪来呢?那个时候,谁家也没有积蓄,被停职反省的人,谁还敢随便借给你钱啊!爸在愁苦中自己骑自行车溜达,来到市郊一个养牛场,发现他们每天都要收购喂牛的青草。于是,这个原本坐办公室舞文弄墨的人,买了把镰刀,开始了割草挣钱之路。一天下来居然也能卖一块多钱,除去自己基本的饭钱,正好够供养远在内蒙的我们娘俩了。
让老爸停职,虽然很是解气,但是对扭转大局却没有什么卵用,“大肚子”没找到,指标还是没完成。村里甚至还派人去了沧州爷爷奶奶家,自然是扑了一场空。至于内蒙,既遥远又不熟悉,只好作罢。回去找我大姐审问,大姐除了哭,一问三不知,反倒每天追着他们哭问:“我妈到底去哪了?你们把我妈丢了?”
在这里,真的还要再次表扬我的大姐。此时,距离她单身匹马救出老妈已经过去3年,她现在长成了12岁的大姑娘了。留守在家的她,每天被一波一波的大人逼问,自己打理着做饭、上学的事宜,还要负责给家里喂猪。每天晚上,一个人早早插门,提心吊胆的哭着睡觉。终于,一个半夜,在外割了好长时间草的老爸偷偷回家看她,给她带了一包点心,然后她才知道,妈和妹妹去了那么远的内蒙。她按照我爸给的地址写了信,问我们啥时候能回来,汇报家里的猪似乎被她养瘦了。
那时,我已经在内蒙上起了小学,下大雪了,就穿上小雨靴一路滑冰一路去旁听英语,由于那边的课本内容比唐山老家的浅,我学起来毫不费力,留下了学霸的赫赫威名,所以还算生活愉快。接到大姐的信,一大家子围过来说:“老二快念,你姐姐的信!”我开心的接过信,用早已学会的内蒙口音大声读起来,可是读着读着,感受到大姐的孤单可怜,忍不住掉起了眼泪,声音也哽咽住,一家子谁也不出声了。我擦干眼泪接着读,口音就打回了原形。念完信,我忍不住悄悄地问妈妈:“咱什么时候回家啊?不会永远不回去了吧?”
最后,经过商量,我和和即将生产的妈妈在年根底下回到了家。家里一片冰冷,姐姐听到信后,一路哭着狂奔回家,进门第一句话就是:“妈,家里的猪,病死了!”充满了没照顾好大猪的自责和愧疚。
计划生育工作组的也是没有了办法,只好任由妈妈在一个月后,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,生下了这一胎。是个女孩,也就是我们的三妹。1980年1月份出生的小羊尾巴,比我小了10岁,比大姐小了13岁。
被我们全家人视作千金宝贝的老三,被我们背着、抱着、顶着,娇惯着长大的小不点,不辱使命,终于让爸妈脸上重挂笑颜。爸爸工作也很快恢复,虽然每个月都会扣除一定份额的工资作为罚款,可已经让人没啥好抱怨的了。随着农村包产到户,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宽裕,大房子也很快盖起来了,存款也有了,家里慢慢还添置了洗衣机、电视机、电风扇,大姐和我相继考上大学,把户口改成了商品粮……总之就是,曾经让人同情的我家,成为村子里被人羡慕的人家。
老爸一直坚持宣称,这一切都是他老闺女给他以及全家带来的幸运和福气!